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高分突破试卷(3)

　　4.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已经结束，最终有152万人审查合格，平均每个岗位有77人竞争。其中37个招录职位的报名比例超过1000：1，最热岗位竞争比达7192：1。早在此前，为了能让“有志者”顺利“闯关”，不少公考培训机构大显身手，甚至有“好事”的高校，堂而皇之地开设了以公考应试为目的的“选修课”，乃至“必修课”。

　　公考培训究竟可不可以“入课”、该不该“人课”?尽管当事的学校声称有助于学生就业，应该提倡。但大学当以培养学生“独立自由之精神”为己任，在人才培养、课程设置上过分讲求从现实需要出发，过度“工具”“理性”，难免会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淖，最终迷失对大学理想的坚守和追求。

　　作为大学，要有“超脱”气质，大学教育最终让学生获得的，不应是某些知识、某种技能，更不是某个岗位，而应是深植于学生内心和骨髓的理念、情怀和气质。占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开设公考培训选修课、必修课，岂不是有对学生的职业选择进行“诱导”之嫌?此举之下营造出的“全民考公”“考公为荣”的氛围，岂不是为已显畸形的“考公热潮”推波助澜?

　　毋庸讳言，大学教育不能脱离实际，而要关注现实、融入现实。但这种“实际”和“现实”，应是各个学科最新的理论成果、最鲜的研究动态、最准的发展趋势，而不应是瞄准当下的某种流行、某个热门，进而急功近利教授学生某种谋生的技能。高校公考培训进入课堂，说到底是迎合现实的“短平快”行为，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初衷，都难掩其背后的功利心态。

　　柏林大学的创办者、德国教育家洪堡认为，寂寞与自由是高等学术机构范围内起支配作用的原则。面对强大世俗力量的挤压，大学不能一味“人乡随俗”，相反更要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底线。唯有如此，大学存在的意义才愈发彰显，人类文明的精神之光才愈发闪亮。

　　5.高考在中国素有“第一考”之称，每个省都有“状元生产线”和“一本考生生产车间”。最著名的是人大附中，据说北京市这些年来的文理科状元，一半以上出自这所中国最牛的中学。河北的衡水中学也是一所状元名校，不仅垄断了状元，甚至在全省能够上重点大学的考生当中，它占了一半，其他的上百所高中加起来才能跟它相比。从宁波镇海中学网站的“高考榜”上可以看到，自2007年起，每年该校的一本上线率都超过90%。对高分、对状元的追求，让学校和学生都倍添压力。

　　“我并非排斥学习，而是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学习，学习自己想学的知识，我们是人，不是机器，更不是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的机器。”这番言辞犀利的话，是江苏省一名高中学生在数千名师生众目睽睽下的演讲。事后这名学生的演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热议，表明它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众多学子的共鸣，反映了受教育者的心声。

　　作为浙江省高分考生最多的学校之一，杭州市第二中学校长Y坦言：“如果这种吃苦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好处也就罢了，问题是初三和高三的复习是对学习行为的一种扭曲，因为是通过不断地做、不断地记、不断地刺激，然后形成所谓的正确率的再现，跟现代学习刚好相违背。现代学习是基于问题解决方法的，而我们在低水平重复的只是一些工具性的内容。”

　　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J表示，当前的教育模式以中高考为“指挥棒”，培养了一批擅长考试的学生，为学校争取荣誉、增加效益，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其功利性可想而知。这种教育模式是将教育设定为竞技场，使青少年为个人命运以及成功进行竞争，同时将所有受教育者区分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改变了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关爱。今年读高二的小贺已经戴上了400度的近视眼镜。文学一一这个曾经令他激动不已的梦，在这些年里变得渐渐模糊起来。上小学的时候，他对文学和历史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进入初中后，他尝试着写了很多尚不能称之为“小说”的故事，用电脑打印出来，还装订制作了封面，拿到亲友中传阅，煞有介事地过了把作家瘾。但现在，小贺早就没时间去做这件事了，他已经被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一位北京市民说：“许多学校加入到对成绩的争夺战中，而压缩学生上体育课的时间和双休日用来做习题是竞争的关键。”

　　浙江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监测所副所长G在接受某报采访时说，自己女儿所在的小学把一天两次的眼保健操改成了一天一次，他和几位学生的家长一起去找学校反映，学校却说“把做眼保健操的时间拿来继续上课，一个学期也能利用不少时间呢”。

　　实际上，中国教育部门并不要求校长们追求升学率，并且明文规定各地不得对高考成绩排名，对校长的考核里，也绝对没有对高考成绩的任何要求。但是家长们认为，高考是决定孩子命运的考试，考上好大学才有好前途。因此从名小学、名中学到名大学，这已经成为中国孩子们的第一选择。“当下流行的一些口号，诸如‘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高考改变命运’等，都是教育极端功利化的结果。”研究员J说。

　　“有些地方高考不好，县委书记出来道歉，其实是因为老百姓比较关注高考成绩，高考成绩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尺。”教育专家熊丙奇说，“地方官员非常在乎一年有多少孩子考上北大、清华，他们认为这象征着教育实力，这种思维就是‘教育GDP主义’。”这一切都似曾相识：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地透支资源和发展潜力换来经济的增速，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地透支孩子，为学校争光，为地方争光。“GDP主义的毒害太深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说。

　　6.新华社等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单论工资，在全球28个国家的老师中，中国几乎排到了垫底的位置。

　　在中国，刚入行的大学老师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每月259美元(约合人民币1632元)，是全球“最低价”。中国大学老师的平均工资也仅为720美元(约合人民币4537元)。相对于城市的平均工资，这个数字也不算太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是平均的，它会掩盖一些教师收入的窘迫现实。

　　不过，教师穷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教育精神的堕落。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曾批评过“大学围绕市场转”。事实上，现在的大学不仅在围绕市场转，也在围绕权力转。于是乎，教育失去了尊严，功利主义越来越盛行，高校与教师成了金钱与权力的奴隶;于是乎，大学更加看重教师项目经费的多少，常常忽视一些教师实际的科研水平;于是乎，一些学生也不再崇拜有学问的老师，而只是看老师开什么豪车。相比于较低的待遇而言，这样的教育环境与校园氛围，无疑会让“不功利”的教师更加痛苦。

　　“教育功利化，学术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界官场化，学者奴才化”，这是社会对大学的评价。“教育功利化”不仅导致大学效率低下，导致大学和教师失去尊严，也导致了大学教师们的贫富分化。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曾直言不讳：“仅仅靠国家规定的工资收入，高校教师的待遇就太差了，让某些教育机构的老师有了为房为车、追名逐利的借口。”待遇太差原本不该是大学教师追名逐利的借口，但在功利化的现实面前，待遇却常常会成为一些教师的唯一选择。

　　基于此，政府不仅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大学教师的基本待遇，严格监督教师的“创收”收入，也要在教授治校、去官化和去行政化等方面抓紧改革。唯此，教育投入才不会打了水漂，大学教师才不会只顾追名逐利，大学才不会越来越功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