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时评：用参与的力量提升文化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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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渊博、表达风趣，讲得还很有代入感”“偏专业的内容，被他们讲得活色生香”……正在浙江省博物馆进行的“蓝瑛作品及其师承影响特展”上，现场20余位志愿者轮番上岗讲解，被热情的观众明星般簇拥着，成为亮眼的景观。有观众来“二刷”，就是想听听不同的讲解版本;也有游客错过了上午的解说，下午早早就来等着。展览中《富春山居图·剩山图》这样的名作，因为志愿者的讲述而更加立体、更为动人。

　　志愿者已成为大型博物馆服务公众的重要力量，也体现着公共文化机构的社会性和公益性。故宫博物院自2004年开始，累计注册志愿者近3000人次，服务公众60万人次、13万小时。有一位高中生根据自己当志愿者的经历，为故宫导览提出“分众化”讲解、“大文化”视野、“思辨性”互动的建议。在世界范围内，大英博物馆的志愿者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几个人增加到现在的600多人;日本也在持续建设文化志愿者队伍，推广终身学习理念。这些志愿者的服务活动，是公民参与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也让“文化”二字，更有了现代文明的意蕴。

　　既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又让有兴趣的人更多地参与其中，志愿者为博物馆注入了鲜活而多元的力量。其实，每一次志愿服务都是综合性文化服务，比如讲解丝绸的历史，不能只懂得丝织技艺、蚕桑文化等，还要掌握语言表达、服务技巧甚至应急处置能力。浙博的“乾隆特展”，开展前三个月就提前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涵盖了高校学生、文艺工作者、教师等人群，还安排了礼仪、传统文化、文物知识等培训。志愿服务不仅是服务人数的“物理叠加”，更有服务内涵延伸、文化影响力和感染力提升的“化学作用”。在向外辐射文化光芒的过程中，博物馆与志愿者一起，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

　　文化志愿者传递着知识，也传递着精神。实际上，志愿者存在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化服务，而且是要让观众“共同参与学习并享受乐趣”，这样才有更精彩、更深刻的文化体验。“乾隆特展”中有一位叫钟觉辰的志愿者，本职工作是童书编辑，为了做好讲解，他花了近半个月时间查阅资料，在统一讲解文本基础上又写了一份讲解稿，一遍下来要一两个小时，观众听得兴致勃勃。在首都博物馆，志愿者张鹏当了14年讲解员，收获了一大批粉丝，还制作了微信公众号分享文博知识。这些志愿者就像沟通文化与公众的一座桥，促进全社会文化建设的共识和自觉。

　　中国的博物馆志愿者队伍还在发展中，各地、各馆水平仍是参差不齐。也是在国庆期间，杭州另一所博物馆的“中国团扇文化印象特展”，主题别致、布展精美，有宋徽宗《枇杷山鸟图》等珍品。不过展览却难觅专业讲解，在博物馆服务台询问，回答是“须提前三天预约”。其实，对于公共文化机构而言，公众的需求既是努力方向，也是发展契机。利用文化的魅力，创新更好的方式，把更多人吸引过来，一起进行文化建设、文化推广，培厚整个社会的文化土层，公共文化机构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更多掌声。

　　文化建设驰而不息，公众期盼着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文化服务的供给应该跟上时代，既要数量增加也要质量提升。当更多人成为文化建设的“义工”，就一定会有文化的发展繁荣、文化的自信自强。

　　延伸阅读：

　　人民时评：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公众参与

　　2012年05月14日06:32 来源：人民日报

　　日前，因公布“吃空饷”者名单，浙江永康市《永康日报》一时“洛阳纸贵”、观者云集。一份地方党报被争相抢购，其所释放出来的积极信号令人鼓舞。

　　当地“自曝家丑”的勇气值得肯定，而最令人感慨的，还是公众和舆论的关注热情。之前永康也开展多次“吃空饷”清查活动，但只是在部门内部公示，结果都不彻底。此次向社会公示，一方面是希望进一步核实已公示人的信息，另一方面是希望有人举报有关情况。

　　面对公共事务，公众从来都不乏参与热情。近年来，从微博打拐到网络反腐，从价格听证到空气检测，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参与热情的高涨，折射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无论是2007年国家预防腐败局官方网站开通后、访问量过大致使网站几度瘫痪，还是2011年个税起征点征求民意、一个月收到意见超过23万条，都体现了现代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公共性”吁求，反映了权利时代公众主体意识的增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并引导公众的参与热情，就成为一个重要命题。正如政治学所揭示的，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只有给个人或团体的参与提供顺畅渠道，其行为才不致冲击社会秩序。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引导志愿精神、征求立法意见、举行价格听证等正面经验，也有过将维权事件拖延成群体性事件的反面教训。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公众参与热情的高与低、参与渠道的通与堵、参与机制的顺与阻，直接关系到政府治理的改进与优化、社会管理的加强和创新。

　　现实中有一种误区，认为政府治理是“内部事务”，社会管理是“分内之事”，而往往忽略了公众参与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公众参与本身就是对政府工作的一种认同，只有通过公众参与，才能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做出的决策才能得到公众的配合与支持。在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鼓励公众参与，让献计献策取代抱怨对抗，有利于推动民众与政府在互动中分担责任。正因如此，中央才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并把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面对未知远大于已知的互联网、面对日益高涨的各种权利诉求，今天，公共治理改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呵护公众参与热情，探索公众参与机制，培养公众参与能力，创造公众参与条件,从“单向管理”走向“社会共治”，我们就一定能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推动国家全方位发展进步。

　　人民时评：把社会共治的潜力释放出来

　　2017年05月25日04:49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在新技术、新业态、新职业不断出现的当下，城市治理面临着提速和精细化的双重挑战。以“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为例，他们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城市生活质量的提升功不可没，但也会为了赶时间、抢生意，日常行车不守交通规则，乱停乱闯，给城市管理带来不少新烦恼。

　　按传统管理方法，交警街头守株待兔抓罚款，一次罚上三五十元，治标不治本，甚至连治标也算不上——一些“外卖小哥”交通违法被拦下后，催促警察收罚款，今天罚了，明天照样不按规矩骑行，对法律和规则缺少敬畏。最近，上海浦东交警做出了新的尝试，他们和辖区内几大外卖企业合作，出台了新的管理措施——设立外卖行业内交通违法行为记分制度。“外卖小哥”人手一张交通文明记分卡，一次闯红灯将被记6分，满12分后，该名骑手就会面临交通安全“实践”教育，在路口配合民警维持秩序;如记满24分，该骑手将停岗3天，并参加在线交通安全教育培训，通过在线考试后方可复岗;一旦交通违法记分满36分红线，其将直接被企业清退，同时身份信息还被纳入行业“黑名单”，再想入行就难了。

　　小小一张记分卡，威力不小。据浦东交警支队了解，在试点管理区域，大约有80%的“外卖小哥”随身携带“交通文明记分卡”。它对“外卖小哥”交通行为全过程跟踪监督，像是紧箍咒，随时提醒“外卖小哥”要遵守规则、敬畏法律。

　　这对城市治理是一个启示。这些新生事物，就像猛然闯进自己生活中的新新人类，该怎么样接纳、拥抱他们，让他们既能融于当下社会秩序，又不被传统规则所羁绊，始终保有激情与活力?

　　个体的文明行为，与治理方式密不可分。强化治理，不能按下葫芦浮起瓢，而要追求文明水位的提升。“交通文明记分卡”的好处，不仅在于及时规范了新的社会事物，而且实现了精细化治理。过去，对交通违法尤其是电动车、行人的管理，面广量大，警力捉襟见肘，往往只能以罚代管。而和相关企业共治，不仅抓住了行业特点，还在推动马路文明、控制治理成本和促进新兴行业发展等多个治理目标上找到了结合点、平衡点。

　　面对新生事物，很多城市管理者会烦恼，抱怨“看不懂”“跟不上”。其实，互联网时代，社会飞速发展，管理部门一开始“看不懂”是正常的，关键是正视现实，把问题一个个捋清楚，寻找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然后放到城市综合治理的大盘子里来统筹考量。不要想着一招鲜吃遍天，该借助社会力量时也不要大包大揽，可以寻求社会共治让管理跟得上新挑战。

　　其实，许多时候社会力量也期望能够参与到社会共治中来，以期更好地表达、维护自己的权益。像浦东交警部门和相关外卖企业的协同共治，企业积极性很高，因为外卖企业员工流动性很大，通过“交通文明记分卡”，企业可以跟踪到员工的诚信守法情况。

　　现代城市治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注意到城市运行各个环节的问题，还得在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之间建立有机联系，统合各种利益需求。治理能力练就了，才能创造出有质量、有张力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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