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上海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及答案（B卷）

　　材料4

　　上世界80年代，上海上缴中央财政的资金占当年的地方财政大约86%～90%。资金困难的同时，上海还存在“两个一百万”的巨大难题：在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有一百多万的工人大转岗;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过程中，有一百多万的市民大动迁。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不当，会引发社会震荡，改革、发展便无从谈起。难题面前，上海没有回避，而是迎难而上。90年代初，上海提出了“三个保证”：保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保证服从国家宏观调控、保证超额完成财政上缴，启动了对发展至关重要的“三项改革”：率先改革、自主改革、自费改革。这是上海向党中央立下的军令状，破釜沉舟，自我加压，敢于承担历史风险和历史责任。上海的干部群众没有等、靠、要，而是积极主动担当起“重振大上海雄风”的历史使命。

　　进入新时代，上海肩负新的历史使命，唯有拿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决心和勇气，才能赢得新的优势。而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精神动力，是上海城市精神更具体的表达、更生动的诠释。上海是个讲“大局”的城市。2008年上海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总结出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坚持服从、服务国家战略，自觉把上海发展放在全国发展的大环境中来思考和谋划”。习近平同志2007年在上海工作，他曾说：上海能成其大，就是靠内联外拓，才成为现在的国际化大都市，今后还要这么走下去。

　　中央要求上海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期许上海能拿出全国前列的优秀经验和卓越成就来。上海现在是全国改革“试验田”，“司法改革”“群团改革”“教育改革”“自贸区”“科创中心”等都在上海先行先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改革，大多涉及经济领域，现在许多改革都触及政治体制、社会民生等方面，难度不比当年小，没有“复制粘贴”的可能。但这是国家交给上海的任务，上海责无旁贷，一定要把国家交予的这份试卷做好。

　　材料5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衣食住行，上海都是开风气之先。改革大幕拉开后，上海的“潜能”被激发。上海在改革开放历程中“闯”出许多“全国第一”：新中国第一只真正意义的股票就诞生在上海;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中介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浦江饭店成立。曾经，“股票”“证券交易所”都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争议很大：向个人发售股票，会不会搞成变相“私有化”?发行股票债券，会不会分流国有银行储蓄?证券买卖带点赌博性质，会不会助长投机思想、不利于社会安定?再如，新中国第一次以国际招标形式进行的土地批租，也在上海发生。土地批租对于改变上海的城市面貌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面临巨大争议：这么做是不是违反了我国宪法?是不是搞土地私有化?土地批租与解放前上海“租界”有什么区别?都是一道道大问题。到2000年底，上海通过土地批租，筹集资金超过1000多亿。按原来上海的财力算，完成旧城区改造恐怕需要100年，整整一个世纪，但是通过土地批租，大大缩短了时间，而这与上海敢闯敢拼的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

　　海派文化有讲究“精致”“细腻”的一面。90年代上海有一句总结：认准的东西，走小步，不停步，坚决不走回头路。坚持不懈，稳扎稳打，注重细节，不好高骛远，不敷衍了事，要做就做得精彩、争取做到最好，有领导指出，上海相较浙江、江苏，不过是个城市，地域不大，就是个“大基层”，上海的文化就是基层的文化，就是“操作”的文化，就是务实的文化。90年代，在上海干部当中有句话非常流行：“少说多做、只做不说”。凡事不争论，不讨价还价，首先把上海自己的事情做好，“实干”是上海的城市特征。

　　上海善于归纳、提炼、总结，不仅做事，而且“想事”，有理性思维、有专业精神，既要干好，又要干巧。通过大讨论，广泛吸收意见，充分酝酿，科学规划。浦东新区某领导谈到他在浦东工作的六字体会是“先用心，再用力”。不用心就用力，看起来大胆，但是有盲目性。上海做事情宁可慢一点，想清楚再动手。大的战略一旦制定出来，一代接着一代干。80年代搞的“上海经济发展规划”，管了几十年。上海最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已经到了2035年，这是党的十九大之后，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超大城市总体规划。

　　材料6

　　上海人教育子女，最重视“做规矩”三字，实质是守法制，敬良俗，重规则。同时，上海这座城市有厚重的契约精神，尊重制度与合约，这是商业文明高度发达而衍生出的城市传统。

　　70多年前，一位在上海避难的犹太学校校长卡尔(Carl)先生在回国之前，将两千册外文书籍托付给上海人林道志先生——二战时期原犹太难民隔离区“慕义”教会学校校长，并留下一句：请帮忙照管，我会回来取的。面对这份嘱托，林先生坚守承诺，倍加小心地呵护这批书籍。当年林先生家的隔壁曾是日本人的军火库，鉴于这块地方很危险，林先生便雇了十余名挑夫，携家人肩挑手提将书全部运回了老家浙江黄岩。不久美军投弹轰炸了这片区域，这个区域的房子被夷为平地，林先生的家和周围很多房子都所剩无几。由于林先生未雨绸缪，这些书和家人都幸免于难。抗战胜利后，林先生又不辞劳苦地将这批书籍搬运回了上海。为了寻找到书的主人，林先生曾经找了两位在上海的德国留学生，帮助写了一封德文的书信，按照犹太校长之前留下的地址寄出去。但在苦苦等候之后，信最终被退回来。林家三代人一直守候并通过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帮助寻找其后人，两千本书就这样“躺”在林家70年。

　　林家一直居住在上海虹口区，随着虹口区改造的推进和加快，将搬离多年的居住地。林道志先生的后人为了了却老人的遗愿，寻求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帮助，以找回当年嘱托代为保管书籍的那位犹太校长或者他的亲属。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经与林家后人商量，请德国驻沪领事馆继续帮助在德国寻找书籍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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