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一期的申论热点评析涉及的是农民工权益问题,并指出民工荒现象的背后折射的是深层的社会体制问题,农民工权益问题的一条很根本的解决方案就在于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改变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2006年吉林省公务员考试申论试题就以户籍制度的改革为切入点进行命题。申论材料包括户籍制度的产生、户籍制度的发展过程、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户籍制度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以及其他国家的户籍制度等内容。公安部正在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的基本条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曾撰文指出：户籍制度在建立之初并不一定是一项歧视制度，只是实施紧缺生活品配给的手段之一，是适应当时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的，在我国工业化初期发挥过一定历史作用。户籍制度是政府对辖区人口进行管理的一种必要手段，但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户籍有可能异化为政府对人口的等级化或阶层化管理的强制性工具，或者成为一种商品。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的体制，使得政府突然面临一个艰难的问题：大量农村人口希望进城就业而城市根本无法接纳，由此户籍制度逻辑地演化为限制国民自由流动的制度。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异化为一种商品，国民流动的选择权以个人的财富多少来确定，客观上形成了对穷人的阶层性歧视和利益侵害。户籍制度改革，核心在于首先解决城市社保制度中国民待遇全国统一的问题，否则难有实质性推进。
本期,我们主要分析我国户籍制度的存在原因,目前现有户籍制度的弊端以及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建议、方案。
现行户籍制度的根本原因和逻辑起点
我们先看看我国户籍制度的变迁:
户籍管理制度变化三阶段
第一阶段，1958年以前，属自由迁徙期；
第二阶段，1958～1978年，为严格控制期；
第三阶段，1978年以后，半开放期。
建国初期,由于新政权在社会制度上的重大变迁，使得全社会的生产结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统计，从1954年到1960年，全国人口迁入、迁出的绝对数波动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而当时的城市总人口只有6000万到8000万。就城市的就业来看，当时的产业工人只有600多万人，失业人口在400万人左右，而在此期间每年涌入城市的人口高达500万人以上。面对当时我国历史上突然出现的人口流动大潮，政府被动地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农民进入城镇的文件。
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盲流”一词由此出现；1954年3月，内务部和劳动部发文《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公布《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公布《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由此可见当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问题的严重。1958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之前，公安部长罗瑞卿就这一条例草案做了一个说明，罗瑞卿部长讲：“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无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规划和计划进行。因此，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都应当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进行统一的有计划的安排，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
1、当国家选择了计划经济的体制，选择了单一的公有制，并承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保护全体劳动人民利益，而国家又不可能把推进工业化所必须的社会福利和保障覆盖到全体国民的情况下，实行多元化的有限公有制，即把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按区域，按所属层次，按核算单位分解开，形成有差别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必然。差别的含义就在于，公有制是单一的，但在产权上并不单一属于国家，或单一属于“全民”，而是属于不同层次、不同区域、不同社区的群体。就社会保障的角度看问题，我国几乎不存在覆盖全体国民的“全民”所有制或“全民”公有制。但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只有这样有限边界的公有制，才能保证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推进工业化建设。
2、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公有制对资源的垄断，导致原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源价格、组合、分配、物流发生根本性的结构变化。其直接的反映就是市场供给与就业。1953年，我国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该项政策的核心要点是要保证对城市的粮食供给。当时出现城市粮食供给的紧张，恰恰是在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粮食连年大幅增产的背景下发生的。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市场的供给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粮食市场存在这样的现象：粮食生产总量不足，不一定意味着市镇粮食市场的供给不足，同样，粮食生产的总量充足，也不一定意味着市镇粮食市场的供给充足。在中国传统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城市的粮食供给一般都比较宽松，价格偏低。其主要原因是农村的地租总量较高，大量农民在粮食收获季节有被迫集中出手变现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粮食的供给大致是四成靠征，六成靠购。尽管地租的很大一部分转为农业税，但其中原来可以稳定超量进入市场的数量流失掉了。由于粮食生产的总量毕竟不足，这就导致城市粮食市场发生供给短缺。可以说，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我国城乡户籍制度走向分割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最实质性的一步。
从就业的角度看，大量农村人口突然涌向城市，其基本原因不会是土改造成的。恰恰相反，土改还会吸收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进入农业生产。城市的工业化也不是原因，因为当时城市的失业人口有400万之多，同时国家大力推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就业政策。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以集镇为核心的农村大量非农小私有经济，迅速萎缩以后，特别是1956年大力推进高级社以后，原本可以在农村从事大量非农小私有经济活动的人口，被挤向了城市。而城市大规模公有制经济的推行，特别是服务业的萎缩，又恰恰缩减了广泛的就业机会。这两方面的逆向调节，使得当时的人口问题迅速激化，加速了城乡户籍分割、区域户籍迁移设限政策的出台。
正是由于这一内在逻辑的自身演化，新中国逐步形成了一种以户籍管理为手段的城乡分割，区域分割，行业分割，核算单位分割的多元公有制体系，即多元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说，当初的决策，并非是出于城市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才制定了专门的户籍制度，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这一制度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