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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国社会保险体系俗称“三脚凳”，是一个非常完备的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包括政府主办的社会保险、雇主资助的私营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其中最重要的是1935年美国颁布的《社会保险法》，建立了政府主办的社会保障制度，强制覆盖所有有收入的被雇佣者。可见，所谓的“以房养老”虽然受到热捧，但是只是“第二腿”中名目繁多的各种商业保险计划中的一种。不乏有个别地方借助个体的“以房养老”缓解了政府的养老负担。但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以房养老”并非解决养老的“标准答案”。
在中国，国家政策方面“以房养老”的风向也已渐趋明朗。早在2006年，全国政协委员、时任建设部科学技术司司长赖明就建议对此成立课题组进行调研，选择大城市做试点，等到运作成熟后向全国推广。2007年的时候，上海公积金管理中心曾试推过一种叫做“住房自助养老”的创新型“以房养老”模式。当然，“以房养老”目前只是一个框架性意向，国内金融机构均没有推出这项业务。
7.中国最严峻的养老及老龄化问题，并不在城市而在农村。据“我国农村老龄问题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口规模是城市的1.69倍，城市老年人口比重为7.97%，而农村老年比重已超过18.3%。这也就是说，目前我国老年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农村，农村老人总数超过1.2亿。而众所周知，相比于城市人口，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不仅更为微薄，而且其住房也更不可能被用来养老——一方面，较之城市住房，农村住房的财产价值要低得多，难以承担养老功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依据现行制度，农村住房也根本不可能自由入市交易。根据我国目前的政策，农村的房子、宅基地根本不允许抵押，对于人口数量更多的农业户口老人来说，这成了“以房养老”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再者，也应看到，即便是在城市，真正需要并且有条件实行“以房养老”的人，其实并不多——仅限于那些退休金不够多，又拥有产权房的人群。
“以房养老”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很难在短期内说办就办。何况以上三点，仅仅是对有“以房养老”能力的人而言。我们注意到《沈阳日报》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沈阳月退休金在1000元以下的老年人占57.38%。为什么会这样低?在CPI不断高企的今天，1000元也就维持个生计罢了，有很多领这样少退休金的老年人因为没有“闲房”，所以丧失了“以房养老”的资格。“以房养老”只是国家整体养老体系中的“小鲜”“零食”，万万当不得饭吃，在烹“以房养老”这道小鲜前，首先应把整个养老体制这道硬菜做好、做精。因为，无论“以房养老”前景多么美妙，都不能脱离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不能成为养老保障缺位的推辞。在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快速变迁，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推进多层次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首选模式。而这种需要养老公共服务体系、养老机构、社会化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制度跟进的多层次、社会化养老模式，能够实现对不同人群养老需求的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