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面对那些损害整体环境利益的污染者，法律真的能够“药到病除”吗?黄田港村村民倾向于否定的答案。“这样的案子，告到包青天手里才有用!”黄田港村冷老太太，完全不相信打官司能让码头整改。
环境污染案件判决和执行之难，在以往层出不穷的污染事件中，显露无遗。由于制造污染的企业，往往是一个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法院在审理案件和执行对制造污染企业的判决中，常常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和干扰。法律在GDP面前，常常偃旗息鼓。
福建“屏南绿色之家”会长张长建，最能体会污染官司打起来有多难。屏南是福建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上世纪90年代，县城里建起一座生产氯酸盐的化工企业，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来源。化工厂与县城居民为邻，“距离县政府只有1公里”。
当地居民发现，化工厂制造的污染，造成周边植被死亡，当地癌症高发。经过上访、媒体曝光，化工厂污染不但没有减轻，反而继续扩建。后来，污染受害者得到了王灿发教授负责的“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法律援助，受害者们开始向法院提起诉讼。
“2002年11月立案，一直拖到2005年才开庭。这么久不开庭的原因，说是找不到鉴定机构来做污染鉴定。”张长建是受害者之一，本来，因为得到专业律师的法律援助，受害者们对走法律途径充满了信心，但立案后石沉大海的局面，让他们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法院一审判决工厂停止侵害，赔偿受害者24万多元。受害者们对判决不满，认为“停止侵害”这样的要求太过空洞，没有执行力，向福建高院上诉，高院最终维持了原判。
“污染没有停止，他们马上还要扩建第三期工程。”张长建认为，一场耗时3年的官司，并没有解决化工厂污染问题。打完官司以后，张长建最大的感受是：“怕打官司了，时间太长，精力、财力都耗不起。”
7.对于让无关的第三方个人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最高人民法院始终持明确的反对态度。目前法院每人每年需审理案件二三百起，如果允许个人进行公益诉讼，管“闲事”前来诉讼的人会太多，工作量难以应付。而已经成立了环保法庭的无锡市中级法院副院长赵建聪也表示，没有给予个人诉讼主体资格，主要是考虑到可能存在个人滥诉以及当前法院面临的繁重审判压力。
这种情况下，民间环保组织自然成为众望所归。但目前为止，许多民间环保组织并不懂法律，他们还要专门花钱请律师，所以目前民间组织并没有参与太多的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中，没有必要特别强调民间环保组织的介入，更重要的是诉讼主体的身份，如果非利益相关团体和个人拥有了诉讼身份，民间组织自然也就介入了”，自然之友调研部主管张伯驹告诉记者，目前由民间环保组织担任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还没有太多的可行性。仅就自然之友而言，目前，他也不认为他们完全有能力、经验和足够的积累，来实践这一使命。“地方上应该成立更多正规的环保组织，这样就能对地方环保状况有更多的了解和调查，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推动做些准备。”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教授强调，污染受害者维权时，一定要依法维权，一些受害者长年遭受污染损害得不到解决，于是冲击国家机关，打砸污染工厂，最后反而被抓起来，这时律师为他们做无罪辩护就很困难。
8.社团组织能不能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过往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然而，在以中华环保联合会为原告的两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这一答案被改写了。中华环保联合会在日前召开的2009年环境维权情况通报会上，向社会各界通报了以该会为原告并最终获胜的两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与会专家认为，社团组织以原告身份提起的这两例公益诉讼能够顺利审结，实现了我国社团组织进行公益诉讼的“破冰”。尽管如此，在法律层面上，社团组织在进行公益诉讼时，仍面临身份上的尴尬。《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在我国，社团组织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往往遭拒，法院通常要求原告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否则不予立案。因此，中华环保联合会的这两起诉讼，可谓开创了我国社团组织成功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先例。”
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中心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对记者介绍说，联合会是由环境保护部主管，由热心环保事业的人士、企业、事业单位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的、全国性的社团组织。当前，环保社团成为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主体，已引起了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他们认为，环境公益案件诉讼主体的成功突破，打破了环境公益诉讼的“第一难题”。
从目前我国现实法律环境来看，短期内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解决社团组织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非常困难。全国律协副秘书长里红在通报会上表示，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第6条的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进行司法解释，明确“一切单位和个人”的起诉权。
9.“不开口”仿佛是中国环境公益诉讼中一条难以名状的潜规则——污染方不想开口，受害方不敢开口，这中间自然包含了许多莫衷一是的理由。然而，有一点却是不变的，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双方普遍认为，公益诉讼是建立在算计和被算计的博弈体系下的斗智不斗勇，在繁杂利益纠缠的趋势下，沉默永远是“金”科玉律。
“在中国环境诉讼案中，受害方往往对诉讼有太多顾虑，对诉讼能否获取利益存有怀疑，加上这是一个公共事件，受害人还多少会存有推诿心理。”中国著名公益律师陈岳琴向《新民周刊》记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当然，造成民众三缄其口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的公益诉讼法案还不够完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环境诉讼法案经过多年来的改善，其先进程度已达到了令人咋舌的高度：提出对原告的人身伤害或经济损失并不是必要的，而提出美学上的损害就已足够了。
无独有偶，作为世界环境公益诉讼法案最完善、NGO(非政府组织)体系也最发达的美国和日本，它们的环境公益诉讼案的“启蒙教育”都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而且都是小众的民间团体所掀起的大众“环保”效应后的产物。重窥美、日公益诉讼的启蒙案例，我们应该得出一点警示和提示：公益诉讼需要振臂疾呼者站出来说话。
如此看来，公益诉讼并不存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只是我们尚缺勇气。它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公共利益保护在中国是那么紧迫需要，只是它在21世纪头十年的末尾才匆匆走入公众的视野这也值得引起我们深思，“中国公民太缺乏公益诉讼意识，总是以个体行动，犹如一盘散沙，要完善中国公益诉讼体制，推广NGO势在必行。”曾因美国Storm King案亲赴美国哈德逊河考察的陈岳琴说，“相比美、日这些公益诉讼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国的NGO生存状态实在恶劣，不但无法注册，还容易被人扣‘高帽’，更没有类似美国NGO那样有基金在背后维持运作。我们需要正视公益诉讼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从中吸取经验，逐步完善NGO组织对环境保护的监控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