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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派。

　　戴进山水以马、夏为主，并能“变南宋浑厚沉郁之趣，成健拔劲锐一体”。他的山水画与南宋画家相比措景丰富，较元人多生活实感，大多构图剪裁精当而境象恢宏，造型明快而富于质感，笔墨劲健而法度严谨，格调洒脱而清爽隽秀。山水画之外，戴进也工人物、花鸟，其人物画和花鸟画在取材与画法上较少新意，但是极见功力。当时宫廷内外追随戴进者甚众，因为戴进籍贯浙江，故称这一派为浙派。

　　浙派另一位大师是吴伟，吴伟“源出于文进”，但“笔法更逸”，用水更多，气魄更大，布景造型也更简括整体。吴伟也擅长人物，精于元人白描、南宋简笔与唐吴道子用笔。

　　简述吴门四家成就。

　　明中期以后，随着院体与浙派的极盛而衰，以古称吴门的苏州为中心，形成了波澜日壮的吴门派。吴门派画家大多属于诗、书、画三绝的文人名士。一般认为，这一画派兴起于沈周，成于文征明。沈周、文征明、唐寅与仇英为吴门四家。他们的艺术风格宁静典雅、风流飘逸，进而体现自得其乐的精神生活。

　　在沈周与文征明的山水画中，水墨以及水墨淡着色的作品更为引人注目，并且都有粗细两种风格。

　　沈周的山水画以粗笔为多，师承吴镇而上溯董巨，笔丰墨健、浑厚沉郁、意态轩昂，犹能在温雅恬静的的情调里表达恢宏的胸襟、丰富的想象与蓬勃的生命力。其作品反映出来的审美趣味和笔墨意韵，代表了明代文人画的美学追求。

　　文征明的山水画以细笔为主要面目。他宗法赵孟頫，旁参王蒙，每于繁密中见文秀，情调娴静典雅，布景层叠而上然缺少纵深空间表现，笔墨则于干枯中见秀润，于熟练中显生涩，设色清丽雅洁，自有一股“士气”充溢其中。文征明的抒情意味胜于沈周，气度格局逊之。

　　吴门四家中的唐寅与仇英分别代表了另外两种风格，体现了滥觞于此时而尤盛于清代的文人画家职业化与职业画家文人化的融合趋势。

　　董其昌与南北宗论。

　　董其昌对文人山水画的贡献，在于他进一步提纯了绘画语言，即把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从绘画的综合因素中突出出来，不再仅仅作为营造画像的手段，而是成为绘画表现的重要目的。其结果便是使笔墨的组合成为画面的中心，由此建立起具有抽象形式美感的画面结构。

　　董其昌的绘画理论体现在《画禅室随笔》中，他论画以“南北宗论”为中心。借唐代禅宗分南、北两宗来解释自唐代以来数百年的中国山水画的演变历史。按绘画创作方法和画家出身把山水画作南、北分野，将水墨渲染画法的文人画家比做南宗，视青绿勾填画法的职业画家为北宗，尚率真，轻功力，崇士气，斥画工，重笔墨，轻丘壑，尊变化，黜刻画。虽然对画史的概括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但其提倡的美学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青藤白阳。

　　陈淳字道复，号白阳山人，其水墨花鸟画一花半叶、淡墨欹豪，疏斜历乱，形神兼备，在运用水墨和构图方面都有新的创造。

　　徐渭字文长，号青藤，是继陈淳之后，从根本上完成了水墨写意花鸟画变革的一代大师。他赋予花卉以强烈的主观情感，一反吴门派恬适的意趣，直抒愤世嫉俗，激荡难平之情，赋予作品以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徐渭把中国写意花鸟画推向了能够强烈抒写内心情感的极高境界，把在生宣纸上充分表现并且随意控制笔墨的表现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成为中国写意花鸟画发展中的里程碑。

　　四僧

　　“四僧”为八大山人、石涛、髡残和弘仁，他们仍属于文人画系统，但已不局限于南宗，受徐渭的影响尤大。他们十分重视感受生活，观察自然和独抒性灵，不以再现前人意境为满足，不限于临摹，不囿于挪用古法，分别以激情洋溢或深情凝蓄的个性鲜明的艺术，突破了“四王”派所代表的情感内容，以来自客观世界又有高度加工的艺术形象，丰富了自然美的表现和意境的创造，以主客观结合、“尚意”又有法则的新手法突破了旧程式，在发挥诗歌、书法入画的效用并且结合似与不似之间的形象上，发展了笔墨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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