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至上性，表现为法律的普遍适用性、优先适用性和不可为抗性。法律的普遍适用性，是指法律在本国主权范围内对所有人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必须遵循法律，依法享有和行使法定职权与权力，承担和履行法定职责与义务。

权力制定原则可以概括为职权由法定、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和四项要求。

人权是人作为所享有或应当享有的权力。宪法保障是人权保障的前提和基础。

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同样重要。人们应当通过正当程序追求实体公正的结果。正当程序具有中立性、参与性、公开性、时限性等基本特征。中立性是正当程序的底线标准。参与性是正当程序的核心要素。公开性是正当程序的重要特征。时限性是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

1.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决定着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和内容。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途径。

2.权力与权力的关系

按照法治思维，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权力来源于权力；第二，权力服务于权力；第三，权力应当以权力为界限；第四，权力必须受到权力的制约。

3.权力与义务的关系

法律问题的核心是法律权力义务问题，法治思维是一种法律权力义务思维。具体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结构上的关系，二是总量上的等值关系，三是功能上的互补关系。

4.自由与平等的关系

保障公民自由与平等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法律上的自由观念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依法享有和行使自由的观念。法律上的平等观念最为核心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5.实体与程序的关系

对待二者关系的问题上，中国传统的观念是“重实体、轻程序”。在法治实践中，实体和程序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二是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