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责编：zhangguo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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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中国积累多年的“宽货币、高利率”环境，正在缓慢地窒息着中国的经济发展。
2011年初，根据中国经济增长压力不断加大的现实，我曾做过一次预测，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有可能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时间大约发生在2013-2014年，或者再后延一些时间。此事过了两年，在不知不觉中便来到了2013年，并且我国经济真的出现了增长困难等问题，银行业风险事件不断爆发，不良贷款明显反弹，商业银行感到压力很大。
其实，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均有据可查、有规可循。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所遇到的困难，根本问题是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人民币汇率红利”等过去长期存在的比较优势，现已基本上释放殆尽，这使中国过去30多年来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而2009及2012年过度的财政信贷刺激政策，主要依靠巨额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又使中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泡沫化问题。长期来看，简单依靠货币扩张并以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模式不仅不可持续，而且还会带来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并极大地压缩了宏观调控的施展空间。
长期以来中国在货币信用的管理上，存在“货币太松、利率过高”这样一对看似矛盾的现象，事实上当中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因为正常情况下，银根松则应当利率低，银根紧则理应利率高，但在中国由于经济管理体制、机制中存在的固有缺陷，却愣是将这对看似矛盾的现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时期可能有其合理性，因为经济增速本身便可创造出较高的经济效益，能够承受或覆盖较高的利率成本。而一旦经济增速出现大幅下降时，便立刻危机重重。因为“货币太松、利率过高”的环境，将会直接打击或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长期来看危害极大。并且，经济一旦出现问题，并无法承受宽松货币环境下的高利率时，社会资金流就极易出现普遍的断裂现象，金融风险旋即爆发。尤其是我们目前面对的外围国际环境，由于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时限已日益迫近，其对全球货币环境的影响至关重要，并必将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冲击。这种局面一旦形成，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正是新兴国家经济体，中国所受冲击自然不容小觑。
其次反映在劳动工资的上涨上，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对日资企业在亚洲各国所进行的调查统计，2012年在中国投资的日资企业中，其人均综合人力成本已达到6734美元，比2009年大幅上升64%;而同年越南为2602美元，孟加拉国和缅甸则只有1000美元左右。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劳动力等企业各类成本费用的大幅上升，已使中国渐失过去长期依赖的各种比较成本优势，企业的竞争力明显下降。
在国家长期维持这种“宽货币、高利率”的大环境下，少数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行为，已表现出一种不计代价、不遗余力、不顾后果的疯狂状态。并且，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行为，大部分与当地的土地生意相关，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将这些过高的融资成本，通过出卖土地的方式再转移到房地产市场上去，这就在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房地产市场与银行(包括信托、租赁、担保、金融市场等)形成了一个“铁三角”，其中信托理财、企业债、城投债等高收益负债，大部分转入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近几年出现“野蛮生长”，共同演绎了一出“高利率、高融资成本、高利润”之“三高”演义。而这些东西本身，正是经济泡沫化的产物。
总之，“货币太松、利率过高”这对矛盾组合的长期存在和维持，已使我国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陷于困境，企业苦不堪言，有的则痛不欲生。若长此以往，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和出口大国，将情何以堪?如果实体企业出现生存困难，那么国家整体经济又将如何发展呢?毫无疑问，中国积累多年的“宽货币、高利率”环境，正在缓慢地窒息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积累起来的巨大系统性风险，也正在向我们一步步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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