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责编：zhangguo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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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货币信用膨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短短不足五年内，我国货币信贷的投放总量大大超过解放以来前58年之总和，我国货币超发、信用膨胀的严重问题显而易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种不经意间发生的变化，反映在经济增速上好像并不明显，但内在结构却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外贸出口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通常会因出口创汇而源源不断地带来巨额现金流，并保持国内流动性充裕;而以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其自身产生不了现金流(因为政府投资多半是消耗型的)，只能以银行不断扩大的货币信贷和其他负债来支撑和维持。
反映在货币信用上，就是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快速膨胀。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短短不足五年内，我国货币信贷的投放总量大大超过解放以来前58年之总和，我国货币超发、信用膨胀的严重问题显而易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里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2009年本外币贷款当年巨增10万多亿元，而且在于从此将中国的当年新增贷款额推上一个“高台”。如果我们以2003-2008年，在中国经济保持双位数高速增长时期的本外币贷款平均增长率约为15%来衡量和测算的话，那么2009年因陡然跳高的基数而对以后年份形成的信贷多增，至2012年四年累计约达10万亿元之巨。
更为重要的是，2009年在新增贷款成倍扩张之后，中央银行又祭出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所谓“规模控制”的老办法，用以严控当年新增贷款规模，这使2010年之后中国每年的新增贷款额看起来的确得以控制，从未超过2009年创造的10万亿元大关。但货币信用膨胀之势却犹如滔滔江水，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在银行信贷规模严格受控的表象下，非信贷类融资规模却迅速扩张。2012年全国社会融资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5.8万亿元，是2007年的2.6倍多。
并且，这种调控直接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是“规模控制”的效应成疑。由于商业银行本能地会选择“绕规模”等行为，客观上还起到催生“影子银行”膨胀的作用。并且，可能还会引发一个不良效果，那就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第二个问题是货币信用的不真实反映。银行为了规避“规模控制”和资本充足率等监管要求，将大量风险资产转为表外，这不仅直接影响信贷活动的真实性，而且还会影响到货币供应量的真实统计。
同时，也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在货币信用的管理与控制上，明显存在的三个重大问题。第一是被动。因为中国的基础货币投放主要是由收购外汇所形成，而在美联储长期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人民币面临持续的升值压力，这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长期以来持续不断地巨额增加，并造成国内流动性的严重过剩。第二是采取货币方法用以化解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这必然极易引发通货膨胀并造成经济的泡沫化。最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2008年为了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由地方各级政府组建大量融资平台公司进行大肆的融资及投资活动。第三是过松。由于前两个问题的长期存在与积累，必然导致货币多发与过松，近几年中国已成为全球货币信用膨胀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今年以来更引起全球的普遍关注和热议。
(四)经济泡沫化的逻辑梳理
带来的自然后果，就是在产生大量结构性矛盾并难以化解的同时，还会形成通货膨胀及经济泡沫化的严重问题。
将以上所述进行一个简要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主要观点：(1)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中，外贸进出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拉动作用，从而形成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2)但这种模式在2008年之后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从此打断了中国外贸进出口长期高速增长的稳定局面，并同时预示或宣告这种增长模式的危机。(3)2009年国家强力出台的“4 10”万亿元巨额财政信贷刺激计划，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发生了一个重大改变，将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出口拉动，改变为更加倚重投资拉动。(4)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迅速崛起以及巨额投资，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并且，由于平台公司的融资模式，主要以地方土地收入作为抵押和补偿，并以基础性、公益性投资为主，并不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这就需要中央银行释放巨额的货币信用进行支持。(5)带来的自然后果，就是在产生大量结构性矛盾并难以化解的同时，还会形成通货膨胀及经济泡沫化的严重问题。
有关中国经济的泡沫化问题，具体可由几项指标来反映：
(1)经济货币化指数，即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之比，2012年中国已达188%，并且仍处于持续的上升之中。即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也属世界上最高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统计，2012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日本最高为241%，其次是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分别为175%、164%、158%和103%，美国则更低，为90%。并且，中国的GDP均由当年现价进行计量和统计，本身就包含了货币扩张、通货膨胀的因素;若将这些因素剔除，中国的货币膨胀、经济泡沫化问题就更显突出。每个国家都存在类似问题，但相对比较，近几年中国已成为全球货币膨胀最严重的国家。这个指标本身，也反映出通货膨胀及经济泡沫化之严重程度。
(2)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比，2012年中国首次突破70%。回顾历史，本世纪初期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不足1/3，2006年首超50%，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升高，2012年达到惊人的70.3%。同时，在2003年之前，我国每年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大于固定资产投资额，2003年之后开始发生逆转，并从此使两者走上了分道扬镳、差额持续扩大之路。一般来说，一国的投资率水平应大致保持一个合理水平，发达国家大约维持在25%。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一定时期出现投资率较高的情况，应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期持续过高却是经济增长不平衡、不健康的反映，长此以往必将难以为继，并会带来经济增长中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
(3)PPI和CPI的长时间背离现象。自2012年3月伊始，中国的PPI指数至今已连续18个月出现下降，而同期CPI却长期保持顽强的上涨之势，两者之间如此长时间的背离现象，在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这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产能出现长期过剩现象，企业生产形势并不景气;在持续的“去产能化”过程中，通胀压力却挥之不去，足见货币信用膨胀之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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