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湖北公务员考试申论预测试卷及答案(范文)

　　8.为了追求暴利，很多药厂停产廉价药品，转而生产具有同样疗效的高价药。其中不乏“四改”(改包装、改剂型、改规格、改给药途径)新药，老酒换新瓶重新粉墨登场，价格却成几何增长打着滚地往上翻，有的干脆只换个包装就上市，上演一出“超人归来”。

　　所谓的“新药”一经推出，大量的广告宣传就铺天盖地接踵而来，巨额广告费用加上采购、招标环节的各种开支以及多级医药代表的层层剥扣，药品“出厂价”想不高都难。

　　如今的市场经济，一切都在向经济利益看齐，本来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医院也不能避免。别的方面暂且放下不说，单就药品的进货和销售就存在很大利润。按照有关规定，医院可以在购进药价上加价一定的幅度之后再卖给患者，这个加价幅度足以保证医院在销售药品方面有可观的利润。但是大多数医院并不满足于合法规定的加价空间，私下里还要收取药厂至少三成以上的所谓回扣，这就是所谓的行业潜规则。当然额度越大、药品出厂价越高，医院得到的也就会越多。有了这样的潜规则，医院当然愿意进高价药，同样疗效的药品，只选择贵的不选择对的。根据官方的调查数据，全国医院关于医药的进销差率平均为42%，大大超过了国家规定。实际上，医院的进销差率何止这个数字，只会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而且不止高一点点。还有医药代表与黑心医生相互勾结，按照比例给医生提成，这也会大大提高看病买药的价格。

　　还有一个怪现象：大部分医保药店的药品价格，居然比医院还高!问及此事，人家会解释说进货渠道不同如此等等。其实果真如此吗?更有甚者，在同一个柜台买同样的药，用现金和用医保卡是两个价格，报销和不报销也是两个价格，难道这也是所谓的进货渠道不同?

　　曾经见到过这样的报道：一些药店的部分药品在同一时间下架，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消失的药品大都是价格比较低的，取而代之的是价格比原来成倍翻番的高价药，当然其利润要比原来的高很多。商家追求利润原本无可厚非，只是老百姓的利益被损害该去找谁呢?

　　9.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发出通知，调整心脑血管等10类354种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其中70%的品种价格下调，最大降幅达85%。如此大的降价，幅度，按说是令人高兴的事。但是，某药房做的一次“百姓缺药调查”发现，百姓想用却买不到的大多是政府降过价的药品或者价钱便宜、疗效明显的药品，其中登记表上70%的药品早已不生产了。在此之前的19次药品降价中，百姓到医院里看病照样贵，在药店里买药价格照样高。

　　有关专家认为，这份登记表折射了当前我国药品反常的“降价死”现象。“但降了这么多年的价，老百姓并不买账，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疑难病症专家委员会委员赵先生说，不论哪种药，只要一宣布降价，不久就会在市场上消失。

　　记者来到北京朝阳区的一家药店买此次降价的华法林片剂，规格为2.5mg×60，营业员告诉一盒药23.5元。记者质疑：“这药不是已经降到18元了吗?”营业员说：“国家规定的降价药是另外一个规格、别的厂家生产的，我们这种药是另一个厂的，所以没降价。”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附近的多家药店，发现在此次降价行列里的一些常用的药品很多都没有销售。在其中的一家药店，记者询问是否有此次降价的维生素B4，营业员随口就说“卖完了”。当记者拿着降价药品单询问时，许多大药房的营业员都称“没有”或者“我们这里只有不降价的”。

　　在记者采访时，有许多消费者表示，这么多次的降价患者并未感受到药品价格下降带来的实惠。赵女士拿着这次的降价单，告诉记者：“药品降价好多次了，中间环节没变，最后人家不卖降价药就是了。像现在一种药名字好几种，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哪个是降价药，回头人家换个名字再卖不就行了。”

　　进行此次“百姓缺药调查”的药房陈经理说：“我们药店搞的这个‘百姓缺药登记表’，发现老百姓需要的都是些‘老药品’，如阿莫西林、头孢曲松钠、酵母片等，其中大多为政府宣布降价的药品或者价钱便宜、疗效明显的药品，于是我们专门建立了一个‘老药柜台’，准备满足百姓吃普通药的愿望。可我们到市场采购发现，70%的‘老药’特别是降价药早已没有了货源，因为政府一宣布这些药品降价后，厂家、药店和医院都没有了利润空间，不生产、不购进，使得这些药品惨遭市场淘汰，最后我们的‘老药柜台’也无法办下去了。”

　　据一项调查显示，在某省立医院，头孢他啶前6个月平均每月用量为4537支，自降价后的第二个月开始，用量就仅为2400支，下降了47%，可见降价与临床处方使用量之间的关联性之强。降价药品难上处方，降不降没两样，这让本是“惠民工程”的降价大战输了民心。

　　看病贵，主要贵在药价长期虚高，政府对药品降价的次数已经多达20次，其降价范围之广、频率之高、力度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但医药界人士认为，如果没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做保障，药品降价这项“民心工程”在错综复杂的医药购销“潜规则”面前难有作为。

　　一位药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抗生素是我们企业的主要产品，是一种基本药物。尤其是我们生产的这种，质量、效果非常好。但降价之后，我们基本上不再走货了，库存中还有很多没有销售完的，所以估计企业这个月不再生产了。”

　　随后他向记者介绍了其中的原由：医院和医生赚得少了，怎么还会用我们的货。现在抗生素类的替代药物太多，仅仅降了几种抗生素的价格，医院完全可以找出理由进另外价格高的抗生素药物，因为医院和医生具有绝对的用药决定权。

　　干了10多年医药代表的辛女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某种抗生素1支卖50元时，“公关费”可以达到20元左右。后来降价降到27元左右，其“公关费”约10元，也算勉强可以支撑。但现在降到20元以下，“公关费”都不到5元，根本填不饱医院各个环节的胃口。所以医院也就不会进这种药了，医生自然也不会开了，降价药不死才怪呢!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从2004年到2006年上半年，虽然降价频繁，但治疗肿瘤、心脑血管、抗感染的药物的加权平均价格并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近20%。有专家认为，在药品降价的背景下，加权平均价格却上涨，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某些药品价格的变化导致了市场中不同药品的使用比例发生改变，中高端产品使用比例放大。

　　辛女士给记者举了另外的一个例子——“胸腺肽注射液”进口的700元一瓶，合资生产的200元一瓶，国产的五六元钱一瓶，药效基本一样。但现在国产的几乎卖不出去，因为按照“规定”，医院用国产药只有几角钱的利润，长此以往，国产的“胸腺肽注射液”将永远退出舞台。

　　造成降价药和这种既便宜疗效又好的药失去市场的原因就在于目前的“医药不分”。浙江省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郭局长认为，当前实行的“医药不分”、“以药养医”补偿机制，使药品销售与医疗机构和医生之间发生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利益把药企和医生拉向了“价重于效、价高于效、价先于效”的道路，促使他们向利益倾斜。不改变这个根源，百姓仍要吃高价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