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责编：zhangguo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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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
樊纲说，谈中等收入陷阱时，必须要认识到只有和中等收入相关的问题才能叫中等收入陷阱。诸如国有企业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不能算作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并不一定和中等收入相关。
樊刚认为，中国的收入陷阱是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一部分人已进入到高收入阶层，但大多数人还是低收入阶层，这时收入差距特别明显，甚至会继续扩大。中国告别了平等的贫穷的旧时代，进入了差别化的新时代。但又没到发达国家的高水平阶段，没有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制，人们一作比较就会觉得不幸福。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当过中等收入国家，欧洲那些国家它们当时就是世界上最高的收入，从来没有一个参照系。落后国家的增长、发展过程很大一部分压力是因为有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存在。发达国家早年没有参照系，可以比较容易走过这个阶段，尽管面临的问题都差不多，发展中国家到了这个阶段往往比较焦虑。
樊纲说，当考虑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情况时，应该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缓减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要考虑竞争力的保持和进一步的发展。这是所谓当世界分化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逐渐走到中等收入的时候产生的特殊问题——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特别容易产生福利赶超的冲动，可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他说，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人人都要求增加社会保障的阶段，经济学家的责任是警告政治家们不要超支。
农民工早退是城市化滞后陷阱
樊纲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导致现在工资提高过快的一个因素，即农民工早退。
单从理论分析来看工资不应该涨，因为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第一，到刘易斯拐点时，其它国家的经验通常是农民在劳动力当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中国现在官方的统计还剩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四十五。如果剔除不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这些人的话，还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三十五，所以现在劳动力不应该短缺。第二，刘易斯拐点的边际条件是农民的工资基本等于农民工的工资。扣除迁移成本，需要基本上趋于相等。但是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农民的年收入不到农民工年收入的一半。综上所述，所以边际条件不成立，数量条件也不成立，中国现在本不应该出现民工荒，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农民工早退。
所谓早退，是指农民工由于在城里没有长期的安居立业的条件，打工一些年后就回到家乡。这些人过早地退出了劳动力供给，导致了工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的短缺，以及工资的过快上涨。樊纲认为，这其实是城市化滞后的问题，是城市化滞后拖了工业化后腿的问题。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工业化程度达到将近百分之七十，城市化程度却只有百分之五十，这是中国的特殊问题，是现在中国工资成本提高比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这严格说来不属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属于城市化滞后陷阱的问题。所以，对中国而言，现在特别重要的是加快城市化步伐。
樊纲说，这个问题不一定导致中国彻底空心化。我们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成本高，就可以向内陆地区转移，来缓解工资等各种成本上涨过快的情况，使所谓的城市化滞后陷阱不至于严重地阻碍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增长。
问与答
问：竞争力不变或者竞争力上升等价于劳动成本占比不变或者下降，竞争力提高就意味着政府所得下降，企业所得下降，或者两个综合下降，而劳动的收入上升，这种不对称性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樊纲：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说一个社会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这个也是如何走到中等收入阶段到达一个富裕的阶段，理想的状态是你说政府利润工资，这三个收入的比率基本上是趋于平衡，是基本上不变的。现在中国所处的阶段，资本和公共收入的占比可能会比较高，因为现在储蓄率比较高，因为现在可能需要城市化，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企业正在积累阶段，资本还是稀缺的，还在积累财富的阶段。
问：用工荒是否与现行的生育政策、人口政策所导致生产力的数量减少有关?
樊纲：城里的劳动力供给确实受了一胎政策的限制，但是应该说农民工的供给基本上不是一胎，农村基本上是两胎到三胎，所以说从农民工的供给角度来讲没有受太大的影响。如果进一步发展大家都进城了，都真正一胎化了，将来中国会出现一个很快的人口下降的问题。即使到了那个时候道理还是这个道理，那时候的增长速度一定会大大放缓，因为人口减少了，而且我们的储蓄率也会大大下降，因为负储蓄比正储蓄要增加了。但是仍然不构成掉入陷阱的理由，如果你能够进行调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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