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下称“营改增”)时间表再次被延后。

　　今年1月1日起，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本应一同纳入试点的电信业却未见踪影。此后由财政部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预算草案报告称，抓紧研究将电信业纳入“营改增”范围的政策，力争今年4月1日实施。然而4月已过去一周，仍没有消息。

　　中翰(中国)税务合作组织秘书长王骏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电信业“营改增”改革多次推迟的核心原因还是税负问题，税负到底定在多少、税率如何平衡，一直有争议。

　　“由于电信业‘营改增’涉及很多细节问题，相关政策也可能不会一次性出台——可能先出台政策的框架，规定最基本的问题;更多的操作细则后续出台。”安永间接税合伙人梁因乐告诉记者，电信业“营改增”政策最快可能会在6月1日前后出台。

　　税率或分两档

　　据知情人士称，财政部门上报国务院的电信“营改增”方案曾两次被打回。

　　“电信业‘营改增’中很多细节问题不但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影响‘营改增’结构性减税的最终目的，同时也可能对行业、民生产生不小的影响，这是相关部门对政策出台非常慎重的原因。”梁因乐称。

　　国税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上月月底对媒体表示：“电信服务业(营改增)什么时候能付诸实施呢?现在看，4月1日大概来不及了。我估计要到5月1日、6月1日、7月1日，反正有关部门在积极工作。”

　　“两会的财政报告说力争4月1日实施，但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了。”王骏亦对记者表示，现在最有可能安排在6月1日对外公布，如果这个时间点再被推迟，就会影响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的“营改增”步伐。

　　目前电信业一般适用于3%的营业税。此前一度传出电信业适用于11%的增值税税率，但业内更倾向于“营改增”后实行两档税率，即基础电信服务适用11%的税率，增值电信服务适用6%的税率。

　　王骏就认为，如将电信服务拆成两部分会比较合理：增值电信服务跟信息技术服务比较接近，建议同样适用6%的税率;基础电信服务因为有设备投入、维护等成本，进项比较多，可适用11%的税率。

　　基础电信业务是指提供公共网络基础设施(如通信基站)、公共数据传送和基本语音通信服务的业务;而增值电信业务是指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提供附加的电信与信息服务的业务(如视频电话、呼叫转移等)。基础电信业务主要由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运作，而增值电信业务是竞争性领域，除了三巨头外，还有2万多家企业参与。

　　梁因乐表示，如果从电信业上下游增值税抵扣率的角度看，针对电信行业设置11%和6%两档税率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将出台的政策很可能朝这个方向走。例如互联网内容提供商(CP)、移动互联网服务内容应用服务的直接提供者(SP)等业务的上游企业一般都适用6%的增值税。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也称，分两档税率有一定合理性。他同时表示，市场普遍认为电信业“营改增”后税负会有所增加，而增加的税负如何处理也是一个关键问题。

　　以联通为例，2013年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34亿元，比2012年同比增长45%，当年应交营业税约为7.4亿元。对于即将到来的“营改增”，联通在年报中称，此举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运营管理产生一定影响。

　　中信证券的研报则认为，“营改增”对移动的利润影响最大，电信次之，联通最小，但两年后对三大运营商利润的影响将逐渐变小。

　　有券商分析师认为，“营改增”对运营商的影响包括：因可抵扣成本占比小，导致利润下降;赠送终端、服务等被视同销售，运营商的销售策略将调整;结算发票开票量增大;会计核算系统将进行调整;IT系统需要升级改造。

　　“电信行业增加的税负有可能转嫁给消费者，不过最终能否成功转嫁还是由市场决定。”胡怡建称。

　　但从产业链来看，电信业“营改增”将为下游产业带来更多抵扣项，下游企业的税负肯定会有所降低，“营改增”相当于减少了整个行业的重复征税。

　　“这将会激活一些上下游小企业的活力。”通信世界网总编辑刘启诚对记者说。

　　操作难题待解

　　梁因乐去年就曾参与一家电信巨头的系统改造工作。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目前三大电信运营商都在全力为“营改增”做准备。

　　与已经纳入“营改增”的其他行业略有不同，电信行业的特点在于高度信息化：订购套餐、使用电信服务(如打电话)、电信服务计数(打了多少分钟)、计费(匹配套餐计算实际费用)、出账单、账单展示、用户交费等整个流程都是信息系统自动完成的。

　　“这无疑加大了运营商开展‘营改增’过渡工作的难度，毕竟对如此庞大的系统进行改造是一项极为浩大的工程。尤其目前核心政策尚未出台，电信业‘营改增’难度最大的系统改造工作还未正式开始。运营商都期盼着政策出台与正式实施之间能有足够的过渡时间，以更好地完成这一浩大的系统改造工作。”梁因乐称。

　　但若对电信业实行上述两档税率，如何在操作中划分两类业务也是难题。

　　胡怡建告诉记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区分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基础运营商既做基础电信又做增值电信。”

　　梁因乐也认为，两档税率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问题。“电信运营商的资费套餐种类极多，将这么大量的套餐全部按照11%和6%的税率进行拆分，手工做肯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如果按照一定系统逻辑进行系统拆分，能否都得出准确的结果(也难说)。”

　　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个手机话费套餐，里面有多少适用11%的税率、多少适用6%的税率，还要看是企业说了算还是税务总局说了算。

　　此外，有运营商人士对记者称，跨境电信业务和不同运营商在各个省市的结算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除了上述操作层面的问题，“营改增”之后，电信运营商的一些促销手段也存在变数，还有一大棘手问题在于发票。

　　“电信行业客户众多、网点分布广、开票量极大，而另一方面增值税世界里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某种程度上需视同现金管理，‘营改增’的过渡无疑对三大运营商的发票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梁因乐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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