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责编：zhangguo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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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5
随着生活水平与质量不断提高，目前我国人均期望寿命已达73岁，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75岁)。中国社科院专家蔡昉在论坛演讲中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最大特点是“未富先老”，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8%，与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至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7.5%)。
有人指出，随着80后的父母逐步跨入60岁门槛，“421”的家庭结构模式下，80后在成为房奴、车奴、孩奴的同时，很可能成为“养老奴”。杨文涛和女朋友小徐都是1980年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杨文涛说：“如果工资能涨的话以后应该够我还贷和吃饭的，但是父母一定不能生病，生病就完了，资金链肯定断了。”
目前，农村老年人口占到全国老年人口的75%，是我国老年人的主体。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养老压力最大。家住许昌县椹涧乡门刘村的孙老汉今年62岁，老伴也已60岁，3个儿子都在宁波打工，留下一个孙女和一个孙子。孙子正在上小学，孙女刚刚3岁。老两口在家不仅要种地，而且还要照料孩子，生活重担全压在他们身上。在农村，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资料6
医疗卫生事业几十年的长足发展，基本改变了我国医疗设备简陋、医疗技术水平低下、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缺医少药的局面。2008年底，我国拥有卫生机构27.8万个，村卫生室61.3万个，覆盖城乡居民的卫生服务体系已经基本建立。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新型健康问题不断出现，群众对看病难的反应仍然比较强烈。根据调查显示，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在医疗资源总量已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现在遇到的看病难，主要表现为接受高水平医疗服务难，高科技药品，稀缺药品和高精尖设备检查费用高等。
2009年，我国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疗费用为160元，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5952元。一次住院费相当于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的1/3，是农民年人均收入的1倍多。至于经常要看病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医药费用负担不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还连累到整个家庭。那些没有参加医保的群众，更是倍感负担沉重。“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自称“老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辜胜阻说，他到农村调研，不止一次听到老乡们说这样的话，让人心酸。
尽管近几年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但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总额的3%，2009年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占24.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平均为75%左右)，也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水平(平均为5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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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初期，西欧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但居民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为了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西欧国家吸取战前经验教训，从20世纪50年代起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中的大多数公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以及失业的最低生活保障，并保证了一个占有社会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的稳定存在。目前，西欧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虽依然存在，但总的来说，社会比较稳定，民众生活普遍较为富裕，享有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浙江省社科院发布的《关注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评估的说明》显示，2010年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综合评价指数，距100%实现全面小康仅仅差5.8个百分点，“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体验却并不那么愉悦，普遍感到生活压力在增加，对未来的增收和改善生活信心不大”。调查显示，有8成人明显感觉到生活压力在不断增大。
人民网推出“2011‘两会’调查：你最关心的十大热点问题”，截至
在山东烟台一个建筑工地打工的老韩领到了春节后的第一份工资，老韩今年56岁，是山东沂蒙山区一个小山村的农民。老韩打工，为的是给自己和老伴准备养老钱。他说要在外面干上四五年，希望积攒2万元。在现实压力下，很多上年纪的农村居民，就和老韩一样，节衣缩食，把来之不易的收入积攒起来，以应对不时之需。
40岁的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2004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都在40%以上，过高的投资比例导致了严重的资源约束。由于国内居民消费能力比较弱，导致生产扩大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大量产品只能出口，我国外贸依存度已高达50%以上。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外贸依存度过高，既增加了经济风险，又导致贸易条件恶化。
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在我国，2010年的居民消费率仅为37.3%，比2009年下降25.0个百分点，比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还要低11.5个百分点。而正常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比率在60%至70%之间。专家指出，当前内需不足，主要还是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还很多，不愿花钱，不敢花钱，不能放心花钱。“只有将来生活有保障，老百姓才敢放心地花今天的钱。”
资料8
欧洲发达国家以及包括韩国在内等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开始由“积累型”走向了“分享型”。据西方统计，至上世纪90年代末，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
近年来，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总量已经相当可观。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全年累计突破8万亿，比1997年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7.9万亿还多，同比增长达到21.3%。从2000年到2010年，政府财政收入从1.3万亿元增长到8.3万亿元，增长了近5.2倍。2010年投向民生的财政增长超过了30%，其中投向社会保障的投入增长19.4%。
据统计，2010年浙江省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2005年的2.3倍、2.4倍。其中，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94.5%，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达到53.3%。日益殷实的财力保障，成为浙江向“民生财政”转变、向“有福增长”转变的最大底气。
每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后，各地上项目、比增长的热情，往往格外高。而今年，不少省区市的“两会”上却出现了这样的现象：GDP增速等预期目标调低了，经济指标淡化了，对于“十二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北京、上海将目标锁定在8%，比“十一五”规划目标低了2个百分点。广东、浙江也设定在8%左右，内蒙古则确定为12%，远低于“十一五”时期年均17.6%的增速。成为亮点的是，让人民“满意”、“幸福”成了各地规划中的高频词。
面对各地不约而同在经济发展快车道上的“换档”，人大代表刘子福说：“今后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成效、财政状况，包括可考核干部，主要应看能不能拿出钱来为老百生做好事、办实事，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这实质是个对老百姓的态度问题。”
在一次全省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说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功在当代、恩泽子孙、惠及千秋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件‘苦差事’，没有半点风光，短期内也看不出多少政绩，但是把这件事情真正抓好了，千百万老百姓就能更好地吃上安心饭、睡上安稳觉，这就是最大的政绩”!
2010年10月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社会保险法草案获得了表决通过。作为我国社会保险领域的首部综合性法律，它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一次重大的制度突破，是一部能够“提高人民幸福生活指数”的民生大法。有媒体评论，社会保险法的出台是继全国义务教育免费，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之后，我国民生领域的第三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进入了“快车道”。
资料9
55岁的市民冷志成7年前待岗，妻子病退，失业保险金加其收入一起不到2000元，仅够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女儿又患上尿毒症，仅肾移植就要15万元，尽管冷志成拼命努力，积攒下的钱仍远远不够，当他快要绝望时，当地政府部门送来了5万元社会救助款。女儿肾移植手术后，作为城镇“零就业家庭”，父女俩都接受了政府组织的免费技能培训，女儿上的是“春风行动”免费电脑培训班，结业后被安排到超市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养老保险、大病保险都有了，冷志成则成了一家广告公司职员，还是一名社会志愿者，热心回馈社会。
家住淳安县界川乡交界村的72岁老人汪菊花，虽然身边没有亲人，晚年的生活却依然过得有滋有味。每个月老人都可以从民政部门领到足额的低保金，此外每年还能得到2000多元的各项资助。嘉兴滨湖新村的陈翔和钱家村的王云清也分别领取了150元和90元的城乡低保户物价补贴。他们高兴地说：“没想到政府考虑得那么周到，让我们低保户能及时拿到物价补贴，心里不慌了。”
“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到老了，还能领到政府发的钱。”2009年12月，淳安县文昌镇文昌村77岁的何金根老人，作为浙江实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首位受益者，领到了一本鲜红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领取证，今后每月他都可以领到至少60元的“养老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