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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史家杨奎松所言，建国以降才是晚清之后真正的全盘西化(其实质是全面的苏联化)的开始，也是不断摧毁这个社会各种大小共同体的开始，而这些共同体，无论是广义的儒释道，还是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等及其创办的各种医疗、教育、慈善机构，或遍布各地的各种同乡会馆等，在革命政治的逻辑下，都成了封建主义或帝国主义的象征。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了一系列撤销、置换、压抑和清除各种社会共同体的运动。人是悬挂在意义之网上的“蜘蛛”，当维系生命意义的网络被连根拔起之后，当个人信托的共同体灰飞烟灭之后，尤其是当灌注了传统为人之道的让人敬畏和谦卑的文化系统被粉碎之后，人唯一可以信托的就是政治组织这一巨无霸了。
于是，传统中国社会空间和人生意义等的多元化都被彻底改变，政治不仅是公共领域的众人之事，也深深渗透到私人生活领域甚至每个人的内心。史家王汎森所言“私人生活领域的高度政治化”，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一样，都在全面摧毁家庭领域的温情，当“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延伸到夫妻、父子、兄弟等原本靠爱情、血缘维系的私人领域时，自然就瓦解了社会最基本细胞的存在的稳定性与正当性，亲人之间自然就变得像熟悉的陌生人，甚至出现同床共枕的卧底!文革十年会发生那么多违背伦常的悲剧，皆因伦常之上有“真理”、亲情之外有政治。
更致命的是，这套崇尚革命大义的政治文化，在时间流变中呈现出来的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双层文化结构——公共空间里道貌岸然的政治话语，与私底下精心算计的“革命功利主义”并行不悖;某些政治人物走马灯似地你方唱罢我登场，更是彻底撕毁了普通人对政治的神圣感，虽然他们被暴力或利益胁迫着在公共场合表达“脆弱的忠诚感”，
当每个人都在言说自己并不信任的真理时，这真理就像废纸一样。但人们因为惯性或恐惧或利益，仍会选择苟活在一种虚假的公共生活中，只是他们已不再信任自己了。可见，“生活在真实中”对于道德和文化重建是多么必要。
古人有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那个荒唐年代中政治文化的表演性和某些政治人物的双重人格，其实在最大程度地毁灭公众和社会对道德的基本信任，被那个时代裹挟的民众，依旧生活在一种巨大的焦虑与不确定感之中。如今反思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和信任重塑，我们不得不回到那个将人的常识、常情、常理操弄得面目全非的十年，也不得不让一切带有体温的记忆在公共领域自由呈现出来，进而让一切历史真相和人性挣扎呈现出来并凝聚成道德的共同体。
没有真相的触动，哪来宽恕与和解?团结一致向前看，切忌成为捣历史的浆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