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北京军转干考试《申论》模拟题

　　刘光大说，“如果不把子项清理掉，母项是清理不掉的。”

　　可是，怎么甄别呢?省编办一是找企业、社会组织座谈，做调查表，听反方意见，甚至直接打电话问。例如，听说医院进口医疗设备都得经过卫生部门层层审批，刘光大觉得不可思议，就挨个给医生朋友打电话，询问有无这个审批，应不应该保留。另一个办法是通过公开渠道查，如到这些部门的行政服务中心暗访，到官网上查查一项审批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审批项目总算被倒了个底朝天，新麻烦又来了——很多审批项目的依据张冠李戴。刘光大和他的同事们只得去查原始文件，光法律法规的资料汇总就好多本。就这样来回，光自报就报了两三次，一共清理出1120项。

　　材料7：

　　以往的审批改革放内不放外、放小不放大。这次，省编办接到的指令是能取消坚决取消，能下放坚决下放：“凡是市场和社会能自我调节的坚决取消;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承担的坚决转移给社会组织;凡是下级政府能够履行的坚决下放给下级政府。”

　　改革以取消为主，动刀的部位非常明确：投资、社会事业发展和非行政许可。“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再捆住企业的手脚怎么激发市场活力?”广东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是咨询委员会专家。

　　但要从自己身上割肉，难度可想而知。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言：“厅长说可以放，到了副厅长那就说不能放，到了处长那一层说绝对不能放，到了办事人员那，就说打死也不能放。”

　　丁力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一些部门在存废问题上三番五次扯皮，说得最多的一条拒绝理由，就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些帽子都很大，但安全的边界在哪是很难界定的。”

　　省编办展开了一套环环相扣的施压策略。打头阵的，是设在省编办下边的三个工作小组，光跟部门的协商会就开了九百多场。

　　专家，是省编办祭出的第二大“杀手锏”。觉得哪个项目该取消，一般都会附上专家意见。刘光大说，开大会时，有专家在和没专家在，一些部门负责人的态度很不一样。“专家在，能发挥专业和社会监督作用，如果不在就少了很多避忌。”

　　工作小组如果还是协调不下来，就会请广东省编办主任亲自上阵。可编办跟各个政府部门属于平级单位，他们不愿放也没办法。这时，编办会把这些最难啃的骨头集中在一起，交给省领导拍板。

　　但行政一把手上阵，也不一定就能协调下来——有些部门说，这涉及省里的法律法规，甚至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没权动。丁力回忆，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的能源定价问题，专家就认为应该取消，但省发改委认为，定价是由国家发改委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