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发展大跌跟头。主要表现在: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这正是有的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眼下,中国大城市华灯璀璨、高楼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房价高、就业难、看病贵以及教育、养老、生活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突出,面临“城市化陷阱”。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
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体制内、体制外,户籍、出身,不同标准给人们贴上不同的标签,不同人群“被进入”不同的发展通道,人群结构“代际分化”,底、中、上的阶层分野正在加剧。社会结构固化、人员流动性不足,阻碍了资源要素特别是“人”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动态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发展,长此以往,将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至增长停滞。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主动彻底地转变发展方式。每个经济体都有“阶段性的成长极限”。中等收入陷阱,犹如一个人的“中年危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第一,跨越“陷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跨越“贫困陷阱”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经济层面坚持内需为主,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机,增加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培育以科技创新为基石的新竞争优势,并力挺民营经济,激发创业、创新、创富的微观动力。
第二,跨越“陷阱”,必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励“先富”,更须实现“共富”。这就要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再分配环节更趋公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壮大中间阶层,多创造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进城农民“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