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采集地:杭州
“我的孩子该去哪儿上学?”
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出租房,外面一个狭窄的过道算是厨房兼餐厅。从甘肃来杭州务工的刘成和他媳妇儿李兰香就住在这里。
这个面庞黝黑的西北汉子坐在卧室的床上,眉头紧锁。
“我孩子节后该去哪儿上学?”这个问题最近困扰着他。
4年前,孩子一岁半,刘成夫妇双双来到杭州,在同一家企业打工。刘成是司机,李兰香做包装。两口子1个月的工资加起来能上万元。他俩租的这间小房子,每月房租800元,加上水电伙食,生活成本大约3000元。一年也能攒出来七八万元,这让刘成很满意。
“来杭州4年了,挣得钱比在家种地强。”刘成的年收入,在村里的“小伙伴”中算不错的。
可今年春节,当夫妇俩满心欢喜回到老家,看到孩子像见到陌生人一样怯生生躲在奶奶身后时,刘成高兴不起来了。
“娃娃不认识我们了。”刘成叹了一口气说,“回去我妈就问我,娃娃准备咋办。我说我能咋办?我也不知道咋办。”
刘成告诉记者,孩子转过年就6岁了,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今年年夜饭,一大家子都在给他出主意。有的说,孩子就留在村里上学,能识字就行,将来也出去打个工,挣钱回家娶媳妇盖房子。也有的说,孩子还是得读书,应该让孩子娘回来,把孩子带到上初中,争取考个省城的学校。
刘成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想把孩子带在身边。可看着眼前逼仄的小屋,想着孩子来了该去哪上学,刘成感到深深的无力。
“其实住得挤一点还能凑合,关键是上学。”刘成告诉记者,回来后他打听过孩子上学的事,他们的材料基本是齐全的,“暂住证、社保证明都有。”但是同事告诉他,来杭州上学的小孩太多,很难轮到。
“我一个朋友,小孩6证都齐全了,就说还要考试。你去考试了,分数也不公布,就说你没考上……最后只能回老家了。”刘成说。
刘成要操心的还远不止这些。就算孩子顺利上了小学,还有初中。最后还得回老家上高中,这些都是坎儿。
更让刘成发愁的是,他和媳妇都是早出晚归,孩子进城了谁看?上学谁接送?(记者 邹倜然)
信息采集地:深圳
“经济下行盼着新工作机会”
今年的春节,是近20年来,江西人谢永敏在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往年初六七就急急忙忙赶回工厂上班的他,直到初十,他才愁眉不展地坐上南下深圳的大巴,准备找工作。
1997年就外出打拼的他,到了45岁,依然在为“饭碗”漂泊。
两年前,他还是广东省东莞市华唯塑胶电子有限公司流水线上的部门主管,拿着还算体面的工资。可是,公司一次性裁员300人,当然也包括他。
对这家生产按摩器材的台资企业,谢永敏说自己是有感情的。从1998年刚进厂那会儿2000名员工的规模,到2007年一下锐减至五六百人。被辞退的他,2015年年底听说,目前厂里仅剩100多人。
进厂近20年,他见证了这个企业的盛衰变化。
在被称为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年尾,厂子的规模越来越小,加班费从几千减到几百……直至接到辞退通知前一刻,谢永敏仍抱着一辈子在这家企业干到底的希望。
中年求职者谢永敏兜兜转转,始终找不到落脚地。
“打零工,攒不了钱。现在很多厂都不加班了,订单少。”谢永敏想起2000年左右,“哪个厂不是天天加班到十一二点,还有加餐呢。”说到这里,他神色落寞。
听朋友说网上招聘多,不喜欢潮流的他特意去买了个新手机,好多点招聘求职类的“新程序、新功能”。
谢永敏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自己妹夫的小加工厂有10台注塑机,到去年底,常年开着的也就剩下一台,一台机器两个人就可以了,其他的都遣散了。现在有订单来,开机找工人,首先想到的是临时工,按小时,日结算。虽然临时工比不上固定工熟练,但是没办法,一个模具固定工一月5000~6000元的成本根本用不起。即使是这样,在厂房门口贴出去只招一名临时工的启事,一下子就会有不少人围过来问。
谈起回家就业和返乡创业,谢永敏说机会不多,还是在外面飘着,打打零工。
“希望过几年形势能变好。”他期待地说。(记者 黄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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